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在中国愈演愈烈，转基因则是其中最为经久不衰的话题，几乎每年都会引发公众与媒体的广泛讨论和争议。在刚刚过去的10月，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论战再次狼烟四起。这是一场混合了科学精神、大众福祉、反智主义、政府透明等元素的舆论战。

转基因作物是通过生物技术，将某个(或几个)基因从生物体中分离出来，之后植入另一种生物体内，从而培育出的具有新性状的生物。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组织的报告，2012年全世界有28个国家的1730万户农民种植了25.5亿亩转基因作物，还有59个国家和地区进口转基因产品。

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不安和质疑，除去部分激进人士持有的“阴谋论”外，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是，转基因食品究竟会对人体带来哪些影响。但及至目前，该问题尚无定论。于是，在部分科学家、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形成了一堵坚固的围墙。尽早拨云见日、让转基因去魅，或许是打消公众的转基因疑虑的关键所在。

没有结论的论战

10月19日，“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举行，300多名转基因铁杆支持者参加了主办方举办的报告会，以及设在华中农大国际会议报告厅的“转基因大米晚宴”。

这次晚宴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作了题为《作物育种的主要发展趋势》的演讲，声称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决策不应依靠民意，而应按照法规和程序走，农业部作为主管部门不敢拍板是不作为，导致转基因水稻产业化错失良机，再等待拖延将误国。此前，据路透社报道，国际种业巨头孟山都公司与华中农业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助力推动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研究小组开发基因组学与生物技术。

今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也曾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他们在建议中写道：“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转基因产业化发展不起来，则商业化发展不起来，对科研影响非常大。”

方舟子是转基因食品的坚定支持者。9月7日，方舟子发言鼓励网友品尝转基因玉米，称“应当创造条件让国人可以天天吃转基因食品”。此举招来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的激烈回应。

崔永元的观点代表了大部分公众的立场。他认为，正因为政府不诚信导致了信任危机，要传播转基因就需付出更多成本，应当俯下身来向民众一点一点讲清转基因问题。“虽然你们懂得转基因，但并不懂得社会的全部，这个世界除了自然科学还有人文科学。”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也在几档电视节目中“揭露”了转基因食品的危害，他提出的“转基因食品致癌”、“转基因食品杀精影响生育”、“导致土地报废”等“转基因危害论”再次引发了公众的恐慌，尽管这些“危害”多数已得到权威部门和科学家的澄清。

正是出于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质疑，社会舆论对其一片反对之声，导致转基因食品的商业生产迟迟无法获得农业部批准。

今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国家安全论坛副秘书长彭光谦曾发表文章，对中国批准更多转基因农产品(000061,股吧)贸易提出了一系列质问，暗示西方国家通过转基因食品制定阴谋，进而影响中国粮食安全。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对此批评道，“所谓转基因作物是美国设计的危害中华民族的陷阱是阴谋论，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凡是通过安全评价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一样安全，可以放心食用。如果说研究转基因有利益的话，首先就是国家利益。”

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也表示：“阴谋论什么的，大可不必，至少决策层不应该把这些阴谋论的言论看得太认真。美国的公司大都是上市公司，都是私营的商业公司，从他们自己公司利益的角度来讲，他们肯定不会去按照某一种阴谋做事，然后让很多中国人或印度人受伤害甚至死亡。”

转基因食品潜伏中国20年

自1997年起，中国就一直在进口转基因大豆，同时也允许进口某些转基因玉米。因此，转基因食品已经在中国“潜伏”了近20年，而关于它的论争也持续了近20年。

早在1993年，国家科委就出台了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之后，农业部出台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并于1997年成立办公室进行转基因安全性评估，批准了包括番茄、棉花等在内的多种转基因产品，至今没有增加任何品种。2001年，相关法规升级，变成国务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2009年11月，农业部给两种抗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颁发安全证书，后者能帮助禽畜吸收更多的磷元素，磷是玉米和大豆饲料中重要的营养成分。该决定立即引发热议。在2010年3月初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120位学者联名签署公开信，要求农业部撤销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证书。

今年6月，中国农业部门批准进口三种转基因大豆，其中两种来自美国种业巨头孟山都公司和德国化工生产商巴斯夫。反对者纷纷批评农业部审批不透明。
事实上，缺乏信息的公开与透明，正是造成当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强烈反对的重要原因。

2003年生效的联合国《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中，明确规定了公众应当享有参与转基因生物相关宣传教育活动，以及获得关于可能进口的转基因生物相关资料的权利，并且缔约方应按照各自的法律和规章，在关于转基因生物的决策过程中征求公众的意见。中国在2005年成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缔约国。这也意味着，政府在制定相关的转基因政策时，要注重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但在中国，转基因的试验一直半公开地进行着。

2012年8月31日，美国一专业网站刊文透露，美国塔夫茨大学一科研机构2008年在湖南省一所小学进行过“黄金大米”人体试验。

早在2004年，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曾在湖北展开了对转基因水稻种植的调查，并于2005年4月发布了调查报告，指出转基因作物在湖北等地的种植已非常广泛。对此，湖北省农业厅对相关机构作出了处罚决定。

“绿色和平”农业与食品部负责人俞江丽表示，很多转基因水稻研究团队中的成员都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国家机构的研究人员，又是种业公司的股东，十年来，他们不断从国家的各个层面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有明显的利益驱动。“食用转基因大米对人体的影响也尚无定论，将13亿人置于未来潜在的风险之下是难以接受的。”她说。

本文关键词：转基因 食品安全 利弊